1939年10月，我出生在印度尼西亚（以下简称印尼）爪哇省的一个小镇，据我父亲讲，到我们这一代，我家祖祖辈辈已经在印尼生活了六代人。1958年6月，我从三宝垅中华中小学高中结业，和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一样，我不顾家人的反对，孤身一人投奔祖国怀抱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们国家一穷二白，百废待兴，同时还遭到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；但是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全国人民靠着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，顶住了帝国主义经济、军事围堵压力，不仅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，经过短短的十多年，还研制出了“两弹一星”的奇迹，标志着向世界宣告“中国站起来了”！是的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是站起来了。但是，由于当时奉行的是计划经济和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，年年岁岁斗来斗去，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，尤其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更是如此，市面上日用品紧缺，买什么东西几乎都要凭票，而且有些东西根本就买不到，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明显的提高。

1960年，我从印尼带回的运动鞋穿烂了，但在国内买不到，只好叫弟弟从雅加达买了Made in China的“回力”鞋寄来；我生来爱吃甜食，但市面上买不到糖，只有肝炎病人每人每月供应2斤沙糖，睡在我下铺的班长得了肝炎，我就经常用他的调羹“偷”他的糖吃，有时被他撞见了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“吃嘛吃嘛”了事，好在我小时候得了肝炎，不然，肯定要被传染。后来他休学了，我就叫弟弟从印尼把糖精夹在信封里寄来。物以稀为贵，1967年我托同事从昆明寄卖行买了旧的“牡丹”牌半导体收音机，花了180元——几乎是我三个月的工资！

从1964年9月到1979年6月，我每月的工资是67元，在当时的红河州内，在同级别的干部或科级人员中算是最高的；我太太的工资是41.64元，两人加起来还不到110元，几乎到每月的20号左右，离发工资的日期还有4、5天，全家的钱只剩下3～4元，我就拿0.84元买三包“金沙江”烟，然后把剩下的钱交给太太来安排。

1979年以前，我们绝大多数人真正的“无产”阶级，房子是公家的，就连我们睡的木床，用的方桌方凳也是公家的；那些拥有“三转一响”即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和收音机的，算是“富有”的家庭，绝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唯一的家电就是手电筒。

改革开放后，党和政府奉行市场经济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，强调安定团结、共创和谐社会，工农业生产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，市面上的商品（无论是吃的、穿的、还是用的）琳琅满目，应有尽有，只要有钱，想买什么都可以买到，人们的生活如芝麻开花节节高。就拿我们家来说吧，1995年我们买了房子，接下来三个儿子先后成家，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房子，他们家里除了彩电、冰箱、全自动洗衣机外，还有电脑、智能手机和汽车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，如今的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，而中国倡导的“一带一路”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”等主张，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参与和认同，这就引起那些抱着“美国优先”、仇华、反华政客的焦虑，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加征关税，甚至在毫无证据情况下，动用国家力量切断美国企业对华为等中国公司的供应，对中国极限施压，妄图阻遏中国的发展。但是，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，有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，有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发展积累的物质技术基础，有巨大发展韧性、潜力、回旋余地，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充足的政策空间，我们完全有条件、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，事实证明：美国政客对中国的打压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是有限的。

201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增长3.9%；而今年1～6月份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.3%，这在当今世界上是很高的发展速度，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力不容剥夺，中国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:“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，就能把一个全坎都迈过去，什么陷阱啊，什么围追堵截啊，什么封锁线啊，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！”

我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，有一位诗人曾写道：“想想昨天，看看今天，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好。”

最后，我还想借用《走进新时代》的结尾作为本文的结束语：“让我告诉世界，中国命运自已主宰，让我告诉未来，中国进行着接力赛，”“继往开来的领路人，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，高举旗帜开创未来”。